民国时期的纸币

  兑换券  票面上印有“兑换券”字样。可兑换银两或银元。民国十年(1921年)，中国银行发行的兑换券首先流入本县，后交通、四明、浙江地方等银行发行的兑换券相继流入。当时兑换券面值每一元与银元一元相等，互相兑换，并行流通。中国银行在佛堂镇上设有银元收兑处，委托裕盛钱庄代理。商人因外出经商，携带兑换券方便，喜爱使用。到改行法币时。

法币  又称国币，是民国24年(1935年)11月4日起、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时，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翌年2月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法币开始流通，禁止银元同时流通，全县物价较为稳定。抗日战争前夕，国民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滥发纸币、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法币面额由最大的拾元券，陆续扩大为伍拾元、壹佰元、伍佰元、壹仟元，直至伍佰万元。法币面额不断扩大，物价不断暴涨，百姓受害。本县抗日战争前即民国26年(1937年)的物价与抗日战争后期物价对照表如下：

民国时期	民国30年5月物价比战前物价	民国32年4月物价比战前物价	民国34年2月物价比战前物价	民国36年2月物价比战前物价	民国36年12月物价比战前物价	民国37年8月物价比战前物价
上涨倍数	10	100	1000	1万	10万	370万

粮价上涨尤为突出。战前每市担稻谷(50千克)市价为法币4．6元，到民国37年(1948年)8月，同额的法币只能买稻谷半粒。

法币连连贬值，民众多次拒绝使用。从民国28年(1939年)起，在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农村的“五匠”、雇农及城镇的工人、店员，向雇主要求以大米等实物计酬。民国30年(1941年)8月，法币面值伍拾元和壹佰元两种钞券流入县内，充斥市场，而小面值法币很少，影响商品流通，买卖发生争端。县商会向县府请求，要求银行“尽快收回大额法币”，增加小额货币，但请求未准。商人拒收大额法币，农民和手工业者，只得把大额法币打九折或八五折使用。同时全县掀起拒用大额法币的金融风暴，县政府以扰乱金融罪惩处。民国36年(1947年)春，黄金取代纸币在市场流通，每钱(3．125克)合上等白米100市斤(50千克)。法币只有银行、邮电、铁路、税捐等部门使用，民国37年(1948年)8月，国民政府为挽救经济崩溃，发行“金元券”取代法币流通。

储备券  全称“中央储备银行兑换券”。为汪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于民国30年(1941年)在日寇侵占区发行的纸币。民国31年(1942年)5月，本县被日寇侵占，“储备券”流入县境。起初，仅在日军驻点附近强制流通。后来国民党县政府允许在本县流通，规定储备券与法币比价2：1。其间，县内商人到沪、杭、甬一带经商，从储备券到法币的比价中可以得利。于是储备券大量流入本县，泛滥贬值。民国33年(1944年)9月30日，县政府取消“储备券”与法币的原定比价，打四折使用“储备券”，但“储备券”还是不断贬值。翌年6月15日起，县政府只得又禁止“储备券”流通。实施禁用令的当天，市场紊乱，百姓怨声载道。

关金券  全称“海关单位兑换券”，是一种变相货币。民国20年(1931年)5月由中央银行发行，原为缴纳关税专用。1942年，关金券当作纸币流通，与法币比价1：20。翌年流入本县通行。关金券数量多、面额大，对通货膨胀推波助澜。1945年4月日军在城区、义亭一带高价收购关金券，一时与法币比价起了变化。义乌战时服务队向县政府请示后，设法制止，从而保持比价稳定。民国37年(1948年)8月，关金券与法币同时终止流通。

银行本票  抗日战争胜利初期，本县境内有国有银行发行的伍佰元、壹仟元、贰仟元和伍仟元四种定额本票，代替法币使用。民国35年(1946年)3月，民众在拒绝使用大额法币的同时拒用银行本票。省政府命令当地银行限期收回停止流通。

金元券  是在法币彻底崩溃的情况下，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民国30年(1941年)8月发行初期，民众因信误传，以为政府发行金元券有黄金白银作准备。全县恢复以币交换，物价一时比较稳定，稠城稻谷市价每担为7元左右。当年11月，国民政府修正《金元券发行办法》。用金元券收兑黄金，由原来的每市两200元提高到1000元；收兑银元由原来的每枚2元提高到10元，造成金元券纸币贬值，物价猛涨。是月底，市价稻谷每担上涨到83元，比10月涨价10．85倍。从此。以米代币的物物交换及黄金作货币流通，重新出现。1949年4月的稻谷市价比金元券发行之初上涨4．49万倍。5月，本县解放，县人民政府通令禁止金元券流通。

加盖VJ军用票

加盖VJ军用票

是盟军胜利，军人把1945年8月15日定为“V-J Day” 就是战胜日军日（Victory Over Japanese Day）。以纪念太平洋战争结束。与8月20日，盟军某部门在MK及MR的5元军用票加印上鲜红色VJ字样，作为宣传战争胜利传单，每天用盟军飞机散发宣告战争胜利。
后来发现还有加印VJ在10、100及1000元军用票上，这是当时印刷工人的测试版，还是后来加印的趣味票，尚待考察。

抗战时期的伪香蕉票。

香蕉钱的真假，我必须申明，因为马来西亚钱币的发展文献太少，也或许我没有那资源。这篇文章只是个人看法，并非争执对与错，而是理性探讨，希望了解历史，这才是收藏的意义。

一个问题始终困恼我，香蕉纸币在日据时期，不断贬值，很难取得利润，而且做假币会被砍头的，风险这么高，为何还要作假？？这难理解。

但市场上我们可看到直M的10元及100元。可分出2种，就是粗面有水印及滑面没水印的，而斜M的10元及100元则为滑面没水印，但都同样拥有有色纤维的纸张，但触摸及纸质的确有些差异。这之间发生什么问题？
特将这2张感觉不同的百元军用票拿去鉴定，都进了。而且一张还特别注明：Foreign substance ,结果如下图：

另一张

根据KN.Boon钱币书的记载（参考照片1)：

a.日本在1942年1月31日占领马来亚后就发行了第一版1、5、10元香蕉纸币，也就是有编码的系列；

b. 在1942年9月因硬币短缺（因缺银而把银币溶了），发行5、10、50分无水印的纸币，也就是目前的分纸币。

c.1944年日本在推出由大日本帝国政府(Southern Development Bank) 推出10、100及1000元纸币。相信这就是粗面直M系列。

d. 在之后大战期间，日本在发行更多的100及1000元纸币。相信就是目前滑版斜M系列。

由以上记录，在后期发行的发行的纸币中没记录到有不同版别的发行，但在纸张却有不同，早期的有水印，后来没有分为布纹纸及非布纹纸）。目前书上确实有伪军用票的记载，应何做解？

那到底为何当时会有假钞？？？

在我看到那本印尼钱币书籍的记录，写到假日本纸币的价钱。让我确认的确有假。但假的动机何在？

我也参考中国货币史里面有这样的记载。

在民国初期军阀割据，他们为了打仗需要大笔物资，所以也发行本身的纸币（制作成本低）来换取平民的物资。就是目前看到不少中国民国的纸币，价值不高。后来军阀垮台，纸币也没价值，但这些纸币也出现假币。
这些假币的出现是敌对军阀印制的，他们将这些假币投入对方的市场，收购其物资，促使其货币贬值，使到人民不信任政府而制造民生问题。震垮政府。

所以要是同样目的来看日本的伪军用票，就可说得通。在KN. Boon 的记载上。在大战期间，联军对皇军实施经济制裁，逼使皇军必须印制给多更大面值的纸币来缓和市场。我想会不会这同时联军也制作这类的纸币投入皇军的统治区来破坏的皇军政府信誉。以取得大战的胜利？

而根据黄汗森编著的“日治下的马来亚（新加坡）及其货币一书中的无烟金融战中有记载：战时，盟军有两个专职印刷日本伪军用票的部门，以破坏日军占领地的金融经济。一是有英军在缅甸设立的SOE（秘密行政执行部”，另一个是由美军在华盛顿设立的OSS（秘密军务部），而受藏家喜爱的无烟票就是其中之一。
这些作为战略用途的伪票，你是否认同？？究其历史价值，是否值得收藏？？须由藏友们评估，不是本人说了算的。

我收藏是因喜欢钱币背后的故事，探讨其真实性，并非要针对什么。

印尼日本军用票中的伪军用票的报价。